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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国;经济思想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期刊论文;专题研究;理论框架;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论文发表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发表论文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发表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代理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1][13]严清华,邹进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 [2]郑剑顺.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02,. [3]刘甲朋,魏悦.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 [4]程霖.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 [5]付志宇,缪德刚.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J].上海经济研究,2008,. [6]张亚光.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A].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会议论文[C],2008. [7]朱鸿翔,孙.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 [8]苏全有.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学术探索,2010,. [9]严清华.中国百年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J].经济评论,1998,. [10]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月刊,1986,. [11][12]赖建诚.经济思想史的趣味[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2-32. [14]程霖.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九届年会综述[J].财经研究,2001,. [15]赵晓雷.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及研究方法的技术性要求[J].经济学家,2005,.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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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致敬作者:张维迎

韦森 (进入专栏)  

致敬词: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张维迎先生力图使用一种清晰与澄澈的语言,破解我们对于“大政府”与“强力国家能力”迷思。张维迎先生是我们相信我们所拥有的理念的力量,只有思想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才会有整个社会变革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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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语】 2009年4月25日,由《读书》杂志和博源基金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研讨会”。中国大陆和香港思想界的一些同仁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围绕着秦晓2007年5月份所撰写的一篇“中国现代性求解”的文章所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进行了自由发言。招商局秦晓董事长、瑞银香港的副总裁何迪先生,世界书名社会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读书》主编贾宝兰女士,以及周其仁、吴晓灵、纪坡民、高全喜、雷颐、陈晓明、林岗、曹卫东、钱民辉、刘毅、王岳川等教授和笔者参加了座谈会,并分别发了言。以下是我的发言录音整理部分。这篇发言整理稿最近已经发表在《读书》今年第7期第11-18页上。现在是我的发言的全部文稿。

年度致敬译者:陆大鹏

  ——韦森于2009年7月11日晨谨识于复旦园

致敬词:历史学是叙述的艺术,如何把复杂、混乱的政治史变得有趣清晰,不仅是史家的职责,更是对于一位译者的考验。陆大鹏的译笔使我们得以回到了历史上充满了竞争与阴谋的时代,和历史中的人物得以处于同一境界,回到历史的纵深与细节,感受历史转折时刻的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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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森:

致敬书系:午夜文库

  看了秦晓的文章,我当时就感到非常震惊。震惊什么呢?我突然发现,虽然我与秦晓好久没有联系和交流过了,现在却突然发现我们在关注着同一类问题,即已经市场化了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问题。最近这几年,中国经济学界讨论较多的是宏观经济的基本走向,但对当今中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关注的不是太多,而当今中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是社会的转型,而不再是经济体制的转轨。刚才秦晓讲,不能以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来代替中国社会转型,这一点我很同意。这几年,我讲的比较多的是法治,是民主,而当今中国社会民主与法治建设问题,也就是他说的中国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问题。

致敬词:把你孤独的夜晚交给午夜文库吧,侦探小说不仅是一种消遣,还是一种生活方式。让雷蒙德·钱德勒、岛田庄司、江户川乱步让你的夜晚精彩起来,推理小说不仅仅是通俗文学的一种,它是交错着无数小径的花园,是一部隐藏在最优秀的头脑之中的图书馆。

  对于现代性或现代化问题,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关注过,并在国外的一些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说起来当时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主要是受金耀基先生的影响。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90年代初在澳洲留学时,曾在墨尔本读过金先生发表在《中央日报》上一篇很长的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道路的文章,大约有一版半吧!当时我正好有一段时间在读韦伯的东西,读到金先生的那篇大作,随即也写了一篇学习体会,题目是《华夏传统文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曾发表在美国纽约的《知识分子》杂志上。那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很多与金耀基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想不到差不多20年过去了,我们重新又有机会在北京相聚,重新讨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今天有金先生这位大家在这里,实在有点不大敢讲。但既然来了,还是谈一点自己的想法吧!实际上,为了今天这个座谈会的发言,我在飞机上准备了一个PPT,题目叫:“Modernity” or “Eunomy”? 副标题是:“探寻一个良序市场经济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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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今天不能用PPT,我这里只讲四点想法:第一想粗略地谈一下我在理解“Modern”, “Modernization”和“Modernity”这三个英文词上的困惑;第二讲另外一个英文词“Eunomy”,并看看它与““Modernity”的关系与区别;第三,我想从“eunomy”这个概念谈一下一个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社会秩序的运行的基础是什么;最后,让我们看一下未来中国走向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社会秩序的关键点和逻辑起点在哪里。

出版品牌:理想国

  首先,这里先让我们看一下“Modern”, “Modernization”和“Modernity”这三个概念。这三个词都在英文中常用,但最近觉得,在中文语境中理解它们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自己却存在诸多困惑。2004年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完一门“比较制度分析”的课回沪后,这几年我一直在研读欧洲经济史和中国经济史方面的文献。在撰写最近一本通俗小册子《西方世界近代兴起与明清时期中国市场经济兴衰的制度经济学反思》时,我常常遇到这样一个困惑:在讲西方历史的时候,“modern”或“modernization”这个词的含义很清楚,或者确切地说历史时间的起始点学界都比较清楚。譬如,就英国来说,其“modern”时代或“modernization”是从15世纪的都铎王朝时期开始的。但是,把“modern”这个词用到中国历史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就变成了“中国近代史”或“中国近代经济史”了。但是,在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的文献翻译中,学界一般把“modern”翻译为“现代”,把“modernization”翻译为“现代化”。于是,这里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在中文语境中用“modern”这个词的时候,到底它是指“近代”?还是指“现代”?“modernization”到底是指近代化?还是指现代化?同样道理,“Modernity”是指“近代性”呢?还是指“现代性”呢?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个中英文的翻译问题,还牵涉到对一系列社会征象的理解。这个问题不弄清楚,我们就不能讲清楚到底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到底是指什么。

致敬词:出版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审美。理想国致力于将书变成一种审美判断,其中的题材或许跨越历史、艺术与生活,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想象一种新的生活,每个人都得以栖居。我们既可以从中看见大浪淘沙下珍贵的个人历史记忆,也可以读到关于20世纪历史最沉重的教训。而在它长长的作品序列里,不变的是克制与纯粹的审美意义。

  但是,不管中文如何翻译, modern是个时间概念,modernization 是指一个过程,是指modernity逐渐形成或言其实现的一个过程。那么,modernity又指的是什么呢?就我个人理解,“现代性”是一个词义较为含糊术语,它好像是指的一种社会状态,又好像是指在19世纪后(在英国是在15世纪都铎王朝之后)逐渐形成的欧洲和北美社会存在的一些共同的一簇社会特征或运行原则。除非一个论者或一些论者专门论述和阐述它,人们是无法单纯从词义上知道它是指什么。这就与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中“市场经济”、“法治国”(德文为“Rechtsstaat”或“Rule of Law”)是有区别的,因为这些概念是有明确涵指的。另外,正如刚才曹卫东教授跟钱民辉教授所讲到那样,它又是西方后现代派学者批判“现代性”的一个东西,因而,是否“现代性”也含有负面意思?指一些不良或负面的社会征象?当代社会中人们所常常说的“异化”、“疏离”、“失范”、“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等现象,是否都与“现代性”连在一起?是否正是因为“现代性”有这些问题,才有“后现代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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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正因为考虑到“modern”,“modernity”和“modernization”有上述问题,我自己一般不大愿意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但是,不管如何使用这个概念,我觉得秦晓以及金观涛在最近的在一些文章和场合重提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问题,却指向了当今中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的经济和经济体制已经在过去30年的改革过程中市场化了,但我们社会体制的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秦总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适合已经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运作的政制体制、法律制度和其他社会体制还未能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相匹配,还没有从一个传统社会完成向现代性社会的过渡。

年度致敬出版人:严搏非

  然而,尽管当今中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就在这里,大家都意识到了,但用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和术语来概括目前中国所面临的社会转型,却是可以讨论的。不管怎么说,中国社会要继续往前走,以及未来中国社会要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却是摆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认识面前一个绕不过去的大是大非问题,一个亟待深入讨论和思考的问题。

致敬词:无论是季风书园还是三辉图书,严搏非先生致力于在一个彻底世俗化的时代寻找一种属于思想的尊严,用严肃的阅读和积极的公共讨论,去发现内在思想的丰富,保卫现代危机的阴影之下脆弱但是高贵的精神生活。而在属于他的园地之中,严先生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坚守着精神生活的底线,用逼仄的夹缝之中的人文精神,为更多的人拓展出一片思想的空间,在市场与政治之间,重新建立精神秩序。

  我这里想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由于“modern”、“modernity”或中文的“现代性”有上述种种问题,而“实现(四个)现代化”又是文革前后政府和社会上常常使用的一个大众口号,用“现代化”“现代性”这类术语来统指当今中国社会要完成的“大转型”,是否适当?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从2001年开始,我就曾提出,是否用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Lon L. Fuller)在20世纪50年年代所提出的一个概念“Eunomy”来概括地涵指未来中国社会转型要达致的一种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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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Eunomy”这个概念以及它与“modernity”的关系。

年度致敬书评人

  这里,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富勒为什么造出“Eunomy”这个英文词。据富勒本人的说法,“Eunomy”这个词来自希腊神话中的“Eunomia”, 而“Eunomia”在希腊神话中是指分管“法律”和“秩序”的女神。根据这个词的希腊词源,富勒想用“Eunomy”(我们可以考虑把它音译为“欧诺美”)这个词指一种“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社会秩序”。这里也顺便指出,法学家富勒在提出“欧诺美(eunomy)”这个词后,还主张要建立一门 “eunomics” 的学科,他还把它界定为“良好秩序以及其可行安排的理论及其研究”。

致敬词:好的书评应该使我们能够感受到书的背后所引申的繁复的图景,刘波先生的每一篇书评不仅仅关于书,更着眼于书背后那个更加辽远的精神世界与所映射的现实世界。他关注政治学理论,世界政治与思想史,他支持自由市场对于人性的拓展,也批判市场经济的异化,他关注世界秩序的形成,更关心文化霸权之下弱势文化的命运。他的书评与经观的理念一致,就是持续地为这个世界提供理性与建设性。

  如果如富勒那样用“欧诺美”来指一种具有民主和法治的“良好文明秩序”,或简单来说“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秩序”,我们就有一个明确地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的目标了。刚才金耀基先生在发言中好像也提出,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问题是,要建立现代文明秩序,恰恰与富勒的主张和提法不谋而合。

 

  为什么说“Eunomy(欧诺美)”是一个描述近现代(modern)或言当代(contemporary)良序社会的一个比较合适的词?这就要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划分联系起来看,才知道。待一会,我们会谈到西方两个稍偏左的思想家 Karl Polanyi和Robert L. Heilbroner对“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的认识,然后再回头来谈这个问题。

2015经济观察报·书评年度十大好书致敬词

  大家知道,从斯大林开始,人类社会被划作为五个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种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划分法,多年来一直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中一个不可触动和不可讨论的问题。当然,斯大林的这种划分法,最初源自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些论述。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好像还没有较多地注意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现称为伦敦手稿)所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三分法。这多年来,我一直认为,由斯大林所敲定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五分法”不破除、不超越,我们的改革和社会转型就永远取得不了“合法性”,人们就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改革视作为向后退,而不是朝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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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思想史上,除了斯大林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五分法和马克思伦敦手稿中的三分法外,还有诸多大家的两分法。譬如,马克斯•韦伯,好像还有另一位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均提出过社会转型的两分法,即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秦晓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一文中所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要完成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恰恰是在韦伯的这种社会划分法的话语语境中来提出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除韦伯外,另一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d Töenies)也曾所提出过社会转型的的两分法:一个是“Gemeinschaft”,这个词被中国大陆社会学界大多翻译或理解为“共同体”(冯克利等主张把它译为“礼俗社会”,殷海光先生则主张把它译为“通体社会”),而把“现代社会”称作为(Gesellschaft)”(一般译为“社会”,这个词被冯克利等译为“法理社会”,而殷海光先生则主张把它译为“联组社会”)。如果采用滕尼斯的这种划分法,也许更能标示出我们当今中国社会要完成的大转型的根本性质和基本面相,因为,在经历30年改革而大致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之后,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或者说社会转型的主旋律,应该是民主和法治建设,即达致滕尼斯所言的那种“Gesellschaft”(法理社会)。现在看来,应该把社会学家滕尼斯所言的“法理社会”,与法学家富勒所讲的“欧诺美”(即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秩序),以及与哈耶克所说的“法治国”,看成是一个东西,即同一个理想的社会转型目标。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为什么说“法理社会”、“法治国”和“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秩序”(欧诺美)可能是比“现代性”更合宜描述目前和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任务和目标的一个词?这就要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联系起来看才知道。下面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当代西方两个稍偏左的思想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和海尔布伦纳(Robert L. Heilbroner)对“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的认识,尤其是看一下海尔布伦纳关于人类社会的三分法,再回头来谈这个问题。这里也随便说一句,海尔布伦纳也曾编辑过一本《现代化理论研究》,这本文集主要收集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在现代化问题上的看法。

致敬词:两位作者的雄心,是建立一套新的理论来解释国家的兴衰。他们提出的观点主要是“体制机构”上的差别决定了 社会发展的方向,“包容性”体制允许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与之相反,“压榨性”体制让社会上少数精英垄断决策大权,独占社会财富。“包容性”体制下大部份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保护、创新和努力得到回报,而“压榨性”体制虽然可以通过强制分配社会资源获得经济增长,但对大部份社会成员缺乏激励机制,因此发展无法持续。当然,试图用一套理论解释国家与文明的兴衰,必然会有一些漏洞,但是不管赞同还是反对作者的理论,这本书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美国当代著名学者海尔布伦纳曾提出过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三分法。按照Heilbroner的见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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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社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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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词:我们经常以“文明古国”之名而自豪,但“文明”对中国而言究竟有什么作用?对历史上的“中国”而言,文明究竟居于何等地位?在形塑近代中国的架构时,文明又是种什么样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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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的很多表述中,文明是一种历史表象,或者是一种时代产物。王铭铭从文明在共同体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考察,将文明视为具有黏合性和网络功能的“超社会体系”,并以此视角重新审视文明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效应。在书中,作者自觉地对既有的文明理论进行反思与再解释,并在表述中描述了作为超社会体系的文明所具有的实体与观念兼备的二位一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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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用一句话评价《超社会体系》,我能想到的就是,这是一本对关于文明的“常识”进行全面冲击的反思之作,仅凭这一点,就值得将其放在案头,作为我们审视过去与当代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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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新史》

致敬词:“丝绸之路”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但我们未必真正了解作为历史与地域概念的它。欧洲人看丝路,是站在他们的位置,对其产生一种马可波罗式的异乡想象;中国人看丝路,是站在长安、洛阳或北京,将它视为我们的“西域”。除了这两个方向,两种观念,丝路有没有另外一种可以被认识的历史?

如果你置身丝路的某个绿洲之国,又将如何看待在丝路上往来的各方客商与旅人?你所在的这个城邦,除了作为“在路上”的东西交流链条的一部分,又有哪些自己的声音?

《丝绸之路新史》,就是聚焦于丝路上的几个绿洲国家,从它们的兴衰看丝路的喧闹与寂寥,从出土于这些地方的记录片段,触摸那些在宏大叙事之外的有温度的过往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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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致敬词:《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自文本以思想,号经典而现代,人生文字一意,乃是王汎森先生的基本取径。我中华新派学术,自梁任公先生而下,期间王静安、顾颉刚、陈寅恪等等大师辈出,唯钱宾四一脉历久弥新,实为幸事。王汎森继承余英时先生的方法与视角,研究清代学人思想转变以及自我审查、自我压抑的源头并将其放在中国思想史的内在理路中进行观察,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知识分子在皇权渗入日常生活与思想中的彷徨,更得以从中折射中国传统士大夫与政治之间不变的关系和纠葛。而中国革命史中的诸多传统,则完全可以从传统儒学中找到其渊源。王汎森所勾勒出的这一幅思想史的图景,既有着学者的精微,亦有对士大夫传统的反思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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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

致敬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将基辛格定义为理想主义者——虽然他常以冷峻的现实主义者的面目出现。本书恰好代表着基辛格两种矛盾风格的奇异混合:希望人类能构建某种全球秩序,同时担忧人类会不会因为与生俱来的短视、狭隘,导致连当前已有的半稳定秩序也毁于一旦。基辛格兼有马基雅维利式的诡谲,亦有着一位智者关注文明兴衰的深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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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楼上的疯女人》

致敬词:女性与文学,是一对不可分割的隐喻,本书关注那些在文学史上却又被以男性视角所垄断的文学史中所湮没的女作家。在以往等级森严,并强调宗教与秩序的文学史中,女性的声音与形象一直是缺席的,然而,在本书中两位美国学者发掘出维多利亚时期写作所给予女性巨大的意义以及在文学中性别上的平等。简·爱与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在某种意义上分享着相同的命运,附庸于男性,并被有男性主导的规则所驯化。而这是本书中所谓我们分享的女性文学家的群像,她们或许癫狂,或许放诞,或许不羁,却以自己的方式拜托了被男性塑造并物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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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史》

致敬词:历史学的专业化与中层理论的发展使得以民族、文明等作为基点的宏大叙事逐渐失去了听众,然而人类却从来失去对文明差序格局的探讨和对于文明季候的担忧。刘仲敬承接了斯宾格勒与雷海宗的传统,以封建自由与中央集权和周制与秦制这一对概念,探讨华夏文明在世界历史中所应当处于的位置。我们从中可以依稀看到许多思想家的影子,作者将其放置于自己的解释范式之中,使我们得以从一种新的历史哲学的眼光,重新看待中国历史的兴衰。任何一部“横空出世”的著作必将伴随着批评与争议,但这却是对一部志在成为所南心史的著作最好的考验,今人眼中的诞妄与粗疏,往往是后人眼中新的方向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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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致敬词:晚近的近代史研究多注重眼光向下,从底层和区域视角研究近代中国变革的动力。本书聚焦于在江山鼎革之间的近代历史中湖南人的历史命运与担当。溯源由王夫之自曾国藩、郭嵩焘、黄兴、毛泽东这一谱系中的思想资源是如何滋养了湖南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并使之成为“中国之普鲁士”并成功引领了中国近代的民族革命。本书着力于“从民族国家中发现历史”,从籍贯、底层宗教和儒学传统中脱离以民族国家为主线的单向叙事,寻找从地域视角中重新解读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可能。作者裴士锋既有着美国学者惯有的精彩的叙事技巧,也有着后现代史学研究者的敏锐洞察力,可谓是中国近代史写作新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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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致敬词:人类历史中伴随着杀戮与阴谋,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是否可以弥合差异?平克这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作者回归到启蒙主义的传统,从演化生物学、政治哲学、经济学和的角度探寻暴力的起源和自制、和平的生活方式为什么难以长久的原因。作者的预测是乐观的,随着理性的发展,人类对于暴力和力量的追求必将变得节制。移情与自制,道德感和理性,这四位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而培育他们并善待他们,则需要理性的守护和更完善的公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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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回忆录》

致敬词:“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乎性情的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他私下完成的回忆录中发出如此“天问”。米塞斯一生见证了贵族精神的衰落,商业文明的兴起,威权主义的衰败,他勇于拒绝学术界的和解,以主流经济学之外的身份预见了自由市场与商业繁荣之间的关系并捍卫了学术独立的精神。本书是米塞斯一生的总结与回望,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见其对于经济学与政治学跨学科写作的博雅,还有一位文明繁荣期一个知识人的信仰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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