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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维塔耶娃:俄罗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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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维塔耶娃:俄罗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剧作

亚洲城ca88网页版官网 1止 庵--------------------------------------------------------------------------------  从某种意义上讲,玛琳娜·茨维塔耶娃(1892——1941)的生存历程——或者说是死亡历程——比一切写在纸上的诗都更接近于诗的本质。这里我不想就茨维塔耶娃的生平再发议论,只想谈她的诗;但是正如沃洛申在诗人刚刚步入诗坛之际所说:茨维塔耶娃不在思考,她在诗歌中生存。茨维塔耶娃的诗可以被看作是她对自己不断发出的咒语和预言。当我读到“尚未写出的诗歌并不可惜!”,觉得她仿佛事先替这个世界宣读了对自己的判决。然而对此诗人同样事先有所回答:“至于我——属于所有的世纪。”也许世界既容纳不下她这个人,也容纳不下她可能更好的作品——那“尚未写出的诗歌”;一切已经足够了:无论她的苦难,抑或她的成就。我承认一直是茨维塔耶娃的崇拜者,然而连我自己也诧异于在性情和志向上与被崇拜者相距何其遥远。其实无论文学还是艺术,我始终向往最接近与最远隔的一切;而踯躅其间者,我当他们是死在途中的人。至于茨维塔耶娃,“她的诗仿佛是由激情、痛苦、隐喻、音乐所汇成的雄伟的尼亚加拉瀑布。”这好像是叶甫图申科讲的,很难有比这更切实地道出我们的感受的话了。  不妨一谈我对于诗的基本看法:诗既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体验方式,又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或语言方式,而从根本上讲,这一切都是一回事。可以换个说法:诗人是特殊的人,诗是特殊的思维方式或语言方式。这里我说“思维方式或语言方式”,并无“或此或彼”之意,只是一时难以把握究竟哪种表述方式更其准确,其实二者也是一回事:这一思维方式如果不诉诸语言它就不是诗,同样如果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它也不是诗。话说至此,很接近于古人所谓“诗有别才”,如果把“才”理解为思维之才和语言之才的话。诗相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独立的存在;我们只能走向它,它不可能来凑合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认为茨维塔耶娃比此前此后绝大多数诗人更当得起诗人这一称号。“人在世间的唯一任务是忠于自己,真正的诗人总是自己的囚犯;这种堡垒比彼得保罗要塞还要坚固。”她这句话用来形容她的人或她的诗都是恰当的。即便借助译文我们也能感到,在诗人那急切、强烈甚至狂暴的诗的思维的驱赶下,她的句子追逐着句子,词汇追逐着词汇,其间有些掉了队,造成了她的诗的独特的跳跃性或片断性。茨维塔耶娃较晚的诗作,多是匪夷所思之作。茨维塔耶娃向来为寻常体验与寻常思维所无法企及。  正如布罗茨基所说:“散文不过是她的诗以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当茨维塔耶娃回首往事,无数思绪挟裹着无数细节,铺天盖地涌来。一个人站在彼岸,几乎不可能如此;除非间隔着的时间与空间都不存在,也就是说,此人并非回溯既往,她就置身于这一现实之中。而这正是茨维塔耶娃不同于他人之处。她写散文和回忆录如此,写诗也是如此。茨维塔耶娃是个始终处在“当下”状态的诗人。沃洛申所谓“她在诗歌中生存”,正就此时此刻而言;而作为诗人的她,也在此时此刻写作。在我看来,这对诗人来说既是困难的,也是危险的。因为诗是当下的,而诗的艺术却往往不是当下的,它需要深思熟虑。然而杰作与仓促粗糙之作同时同地诞生,区别在写诗的人。有的作者不免要等上一等,让自己的体验去将就自己的诗;对茨维塔耶娃来说则永远是同步的,因为她有足够的才能在当下去充分表现它,包括其间所有复杂、曲折、细微和延伸之处。激情与痛苦既为诗人所需要,又足以致其于死地,而茨维塔耶娃在写作时一概驾驭得住。所以当她说出“我是手艺人,——我懂得手艺”时,乃是世界诗歌史上的一个特例。对茨维塔耶娃只能阅读,无从效仿。从另一方面讲,她的激情与痛苦也无须积淀——它们永远是最深切的,最强烈的,最成熟的;何况命运从不给她提供宽裕时间。  附:  吞噬一切的火焰——是我的骏马。  它不蹬踏马蹄,也不嘶叫。  我的骏马呼吸的地方——泉水不再迸涌,  我的骏马跳跃的地方——青草不再生长。  啊,火焰——我的骏马——永无餍足的食客!  啊,火焰——在我的骏马上——永无餍足的骑手!  头发与红色的马鬃纠缠在一起……  一条火红的带子——窜向天空!  ——《茨维塔耶娃文集·诗歌选》P151  选自 《中华读书报》

亚洲城ca88网页版官网 2读过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后,才知道世界还有这样一种美丽的植物——花楸树。国内目前已有的茨维塔耶娃诗集我大致已经读过,但很遗憾《接骨木与花楸树》这本,至今还没有找到。花楸树,在我的想象里,是一种高大挺拔的树木,开着漂亮的金黄色花朵,为什么是金黄色的花朵?不知道,只是觉得应该是金黄色的,而且非常艳丽,赫赫挂满了整个枝头,就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诗人茨维塔耶娃很敏感,或许这金黄色的花楸树花朵才能引发她写诗的激情。18岁的茨维塔耶娃出版了《黄昏纪念册》诗集,立刻受到了文坛的关注,文学前辈勃留索夫从中看到了象征主义的遗风,而古米廖夫则认为诗歌中流露出深切关注日常生活的艺术倾向。在遥远而辽阔横跨欧洲与亚洲的冻土地上空,闪现出一颗耀眼的诗歌星辰。诗人的命运注定是要经受磨难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艾伏隆应征入伍以后,她陷入了无尽的贫穷与无助之中。两个女儿被送进了育婴院。不久,小女儿伊丽娜在育婴院饿死,大女儿阿利娅由于患病被退了回来——这段日子,是茨维塔耶娃一生中最为黑暗的日子。尽管这样,她把对丈夫和女儿的思念以及生活艰辛的熬煎,化作缕缕不绝的诗情,1921年,出版了诗集《里程标》。这时的茨维塔耶娃更多地掺进了生活的苦涩,流露出对前途的无限忧虑以及灵魂深处的挣扎、渴望和困惑与矛盾。不久,艾伏隆跟随溃败的弗兰克尔军队流亡到捷克的布拉格进入大学,茨维塔耶娃申请出国与丈夫团圆,也到了德国的柏林,在这里,她遇见了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连续出版了《别离》《天鹅营》《手艺》等诗集,诗歌节奏铿锵,意象奇诡,山羊一般跳荡的思维,往往使用破折号、问号、惊叹号,密集的语言制造出出乎意料的视觉形象,把茨维塔耶娃推上了俄罗斯诗歌史的巅峰。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属于“豪放派”,直抒胸臆,长江大河一般的豪情与波澜壮阔的气势席卷而来,她的性格光明磊落而且倔强,灵魂里轰响着刚健有力的音符。她在1921年4月27日写出的《不知道分寸的灵魂》:不知道分寸的灵魂,鞭笞派和暴徒的灵魂。渴望鞭笞的灵魂。灵魂——面对刽子手,仿佛飞出橄榄石的蝴蝶!不能忍受屈辱的灵魂,这些不再能焚烧巫师的屈辱;粗布衣衫下冒烟的灵魂,像高挺的松树一样燃烧……噼噼啪啪作响的异教徒,——萨伏纳罗拉式的姐妹——灵魂,一根令人尊敬的麻杆!茨维塔耶娃与女儿阿莉娅这是茨维塔耶娃风格比较典型的一首诗,文字犹如铁钉一般,字字都闪烁着寒冷的蓝颜色的光,敲进人的灵魂里,具有多重的思想内涵。在艺术描写上,她给了描写对象“灵魂”以强烈的视觉意象:“飞出橄榄石的蝴蝶”、“粗布衣衫下冒烟的灵魂”、“像高挺的松树一样燃烧”、“一根令人尊敬的麻杆”——“灵魂”这一抽象而难以言喻的东西转喻为日常的物象,一下子给刻画了出来,并给这些“灵魂”的物象注满了思想的力量。为了使诗句更有冲击力,茨维塔耶娃灵活地使用标点符号,使这些标点符号成为整个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至少在艺术结构上产生了审美作用。 来源:文学报

玛琳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1892—1941年,俄罗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剧作家。茨维塔耶娃的诗以生命和死亡、爱情和艺术、时代和祖国等大事为主题,被誉为不朽的、纪念碑式的诗篇,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

幸福童年

茨维塔耶娃于1892年10月8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伊凡·弗拉基米诺维奇·茨维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学的艺术史教授,普希金国家造型艺术馆的创始人之一。母亲玛利亚· 阿列克谢罗夫娜(婚前姓氏为缅因)有德国和波兰血统,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除音乐熏陶以外,母亲还给孩子们讲故事,诵读诗歌,教导她们不要在乎物质的贫困,而要崇拜神圣的美。正是在母亲的影响下,茨维塔耶娃逐渐滋长了对诗歌的信念:“有了这样一位母亲,我就只能做一件事了:成为一名诗人。”正是在“音乐和博物馆”中,茨维塔耶娃度过了幸福的童年生活。

1906年秋天进入女子寄宿学校以后,茨维塔耶娃开始深入地阅读十九世纪俄罗斯经典诗人的作品,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的诗歌,重温童年时妈妈灌输到耳朵里的韵律和节奏,接触到歌德、海涅和其他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在灵魂深处滋生了终生不衰的浪漫精神。像许多同龄少女一样,这个阶段的茨维塔耶娃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满怀对现实生活的叛逆渴望,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据说,她爱上了一位大学生尼伦德尔,为他写下了大量的抒情诗,而对方表现出的冷漠使其痛不欲生。于是,她买了一把手枪,到一家曾经上演过她心爱的法国作家罗斯坦的戏剧《雏鹰》的剧院自杀,幸亏枪内装上的是一颗哑弹,才没有酿成悲剧,但由此也可见出诗人孤傲、刚烈、极端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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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露诗坛

根据茨维塔耶娃的自述,她六岁时便开始诗歌练习,此后一直没有中断。1910年,这位18岁的少女自费出版了诗集《黄昏纪念册》,它引起了不少文学前辈的关注,其中有勃柳索夫、古米廖夫、沃洛申等。勃柳索夫从中看到了象征主义的遗风,古米廖夫则为其中所流露出的日常性关注而欣喜,因为它们恰好吻合了阿克梅主义的创作原则——让玫瑰自己来叙述玫瑰;至于沃洛申,除了对这部“年轻而幼稚的书”加以鼓励外,还亲自拜访了诗集的作者,这一举动成了他们真挚友谊的开始。在这部诗集中,茨维塔耶娃几乎是无意识地实践着她后来所遵循的一个创作原则:“地球上人的唯一责任——便是整个存在的真理”。她把生命当成寻找真理的启示,而将写作认做通向真理的道路。

1912年1月,茨维塔耶娃嫁给了一名民粹派分子的后代——谢尔盖·艾伏隆,并将自己的第二部诗集《神奇的路灯》题献给他。但是,这本诗集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好评,阿克梅诗人、“诗人车间”的成员戈罗杰茨基和古米廖夫作出了不太友好的评价,而她素来敬重的勃柳索夫也流露了明显的失望情绪。对此,茨维塔耶娃的反应是:“我如果是车间的成员,他们就不会如此辱骂了,可我永远也不会加入车间”。她认为,诗人应该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束缚的。果然,她不仅一直没有成为阿克梅派的成员,甚至独立于所有的文学社团和流派之外,与当时占据文坛主流的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等保持着恰切的距离,尽管她与这些流派中的许多人都有私交来往。这种游离状态自然给她的生活和写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和不便,但对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却大有裨益。茨维塔耶娃在自己的诗集《摘自两本书》中这样写道:“我的诗行是日记,我的诗是我个人的诗。”

彼得堡之行

在俄罗斯诗歌的历史上,上自“文学之父”普希金,下迄“白银时代”诸诗人,彼得堡以其美丽的风光和厚重的历史一直受到诗人们的青睐,以至于被看作俄罗斯诗歌的象征。1916年冬天,茨维塔耶娃有过一次彼得堡之行。这次旅行成了她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彼得堡作为诗歌之母,仿佛以阴柔的力量孕育了她在诗歌中歌颂“阳刚的”莫斯科的意识。她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莫斯科诗人的价值,决心要像勃洛克和阿赫玛托娃热爱彼得堡似地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莫斯科。为此,她写下了组诗《莫斯科》,莫斯科有她熟悉的博物馆、熟悉的音乐厅、熟悉的小路、熟悉的小树林、熟悉的广场与教堂,而更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的肋骨承受着一切”,那是她的诗歌之根,也是她介入生活的出发点。

阿赫玛托娃在她的心目中,是“缪斯中最美丽的缪斯”,是“金嘴唇的安娜”(希腊神话中雅典娜式的智慧女性),她的名字就像“一个巨大的叹息”,她为此要献给阿赫玛托娃“比爱情更永恒”的礼物,亦即诗人自己的心灵,然后,像一名两手空空的乞丐似地离开。不过,与对勃洛克的崇拜不同的是,茨维塔耶娃向阿赫玛托娃投去的是一位天才诗人对另一位天才诗人的敬意,她们之所以能成为“星星”、“月亮”和“天堂的十字架”,是因为都是“大地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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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时期

20世纪20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茨维塔耶娃自然也摆脱不了时代加诸其身的困厄。1917年,丈夫艾伏隆应征入伍,一去便杳无音讯。1919年秋,走投无靠的茨维塔耶娃不得不将两个女儿送进了库恩采夫育婴院。不久,重病的大女儿阿利娅被送回了家,可是,小女儿伊利娜却不幸饿死在育婴院中。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她仍然没有中断自己的诗歌写作,或许,此时的写作已经成了她排遣孤独与贫困最重要的手段。写作的成果之一,就是1921年所出版的诗集《里程标》。在这部诗集中,她集中地描写了自己对丈夫的思念,不过,这些诗歌与少女时代的作品相比,更多地是掺合进了生活的苦涩,流露着对未卜的前途的忧虑,以及灵魂深处冲撞不已的渴望、追求、欲望、困惑和矛盾。

1922年,艾伏隆随着溃败的弗兰克尔军队流亡到了捷克的布拉格,因对白军的行为感到失望,脱下军装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在得知丈夫犹在人世的消息后,茨维塔耶娃被获准出国团聚。

柏林时期

出国之初,她来到了德国的柏林。当时的柏林是俄罗斯侨民文化的中心之一。她在那里见到了叶赛宁、安·别雷和鲍·帕斯捷尔纳克,后者新近出版的一部诗集《生活,我的妹妹》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柏林时期是茨维塔耶娃最富创造力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她出版了《别离》、《天鹅营》、《手艺》等诗集。此外,还创作了几部叙事诗,如《山之歌》、《终结之歌》、《空气之歌》、《捕鼠者》等。

无疑,在俄罗斯诗歌史上,茨维塔耶娃属于天才诗人那一类型,综观她的整个创作,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充溢的灵感和丰富的想象力,其中没有丝毫的匠气,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因此忽视过诗歌的技术层面,恰恰相反,她比很多平庸的诗人都更重视技术的存在。她深深地懂得,没有手艺,人们就不可能化平淡为神奇,不可能在尘世的生活中创造出艺术,因为,“上帝与构思同在!上帝与虚构同在!”。

对手艺的重视使得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特征,她的作品节奏铿锵,意象奇诡,充满了大量的破折号、问号、惊叹号和省略号;上述特点以及那些不完整的句式,往往在词与词、句和句之间造成很大的跳跃性,使得她的一部分作品显得比较晦涩难懂。但是,读者倘若能够剥开隐晦的语义外壳,细细品味一下其中含纳的深意,便不难顺着技术的线索走向精神的深宫,从而感悟这位命途多舛的女诗人对生命本质所作的特殊诠释,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审美同情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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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居巴黎

1925年秋天,茨维塔耶娃夫妇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莫尔迁居到巴黎。白俄侨民界在表示了最初的欢迎以后,便觉得她的诗歌“内容似乎是我们的,而声音却是他们的”,认为是“非我族类”而开始对她予以排斥和打击。不久,由于茨维塔耶娃流露了某种亲苏倾向,对马雅可夫斯基表示出好感以后,她的处境更是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我在这里是多余的,而回到那里又不可能。”这一时期,孤独、贫穷、对祖国的怀念,成了她创作中最主要的主题,它们集中体现在1928年出版的诗集《俄罗斯之后》中。

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推荐和介绍,茨维塔耶娃于1926年春天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取得了通信联系。于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并构成了一段奇异的三角恋爱。这种由通信而建筑起的恋情在世界文坛上留下了一段著名的佳话,他们停留在纸片上的亲吻和拥抱,字里行间那种柏拉图式的情感,再一次为人类由情欲向精神皈依,为生命超越死亡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茨维塔耶娃的这种激情在其后所写的、献给里尔克的一篇散文中积淀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理性。在这篇文章中,茨维塔耶娃开篇便说道:“每一个人的死,都必定融入到别人之死的行列,都必定在死亡之列中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地位”。先逝者由于后逝者的存在,形成了一个活的长链。诗人以对死亡的思考,触及了生命的隐秘联系,把人们送回到了生的境界。“莱纳,我被你的死亡吞噬了,也就是说,我把迄今为止我所忍受的一切亲人的死都与你的死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母亲那高傲的死,还是父亲那异常令人感动的死,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死”。我们不难发现,充盈在这段文字中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这种爱来源于诗人的使命感:世界病了,它需要输血,而与拥有同一血缘的是我们的诗人,诗人输出了他的血,之后便死去了。上述便是茨维塔耶娃通过《你的死》一文告诉我们的死之“净重”。

散文创作

三十年代是茨维塔耶娃散文创作的高峰期。形成这一高峰最直接的原因是,诗歌不可能像其他体裁那样在侨民文化界“畅销”,它先天的贵族气息使其只能服务于少数的知识精英,而散文的“流通性”则可以顺利地“大众化”,进而“化大众”,并带来一定的经济收获。正如诗人略带自嘲地说道:“侨居使我成了一名散文作家。”另外,对一个诗人而言,在高强度的诗歌写作之后,能有一个匀速的“散文”阶段,也不失为“百米冲刺”后的“缓冲”,可以在休养生息中得到能量“再集聚”的机会。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散文并非随意之作,其中的一些名篇,如《劳动英雄》、《一首献诗的经过》、《记忆之井》(直译为《关于生者的生动印象》)、《诗人与时代》、《被俘的灵魂》、《诗人论批评家》、《普希金和普加乔夫》等,记述了关于勃柳索夫、曼杰什坦姆、沃洛申、别雷等“白银时代”著名诗人的印象,它们以随笔的形式阐述了她对生活的思考,对艺术和诗歌的一些深思熟虑,尽管叙述的是他们,表达的却是诗人自己,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诗歌的血液在散文的脉管里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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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茨维塔耶娃众多的散文作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她的自传。它们由十六篇回忆文章组成,包括《母亲与音乐》、《我的普希金》、《老皮门的房子》、《未婚夫》、《中国人》,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你的死》等。在《我的普希金》中,诗人描述了她走进普希金的心路历程,以一个现代诗人的激情向本民族的经典诗人表示了由衷的敬意。童年时代,她便形成了一个纯粹诗人性质的印象:丹特士之所以会和普希金决斗,并将后者杀死,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丹特士不会写诗。从此,她在幼小的心灵里,便将世界划分为诗人和大众两大类,她本人则倾向于诗人一边,把诗人作为保护的对象。而在对普希金的解读中,茨维塔耶娃也显露了一个诗人的敏锐,她以独特的慧眼指出,普希金一生最爱的女人是他的奶妈,那个不像女人的女人。他对奶妈说过的话是人世最温柔的语言,他不曾把这样语言呈献给任何别的女人。与普希金一样,茨维塔耶娃从事写作时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自由”。因此,在阐述前辈诗人的名诗《致大海》时,她表现出了深刻的洞察力:“自由的自然力”并不是大海,而是诗本身,那是人们永远无法舍弃的诗。

返回苏联

像许多俄罗斯侨民一样,侨居巴黎的茨维塔耶娃始终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却的乡愁,与此同时,白俄侨民界的狭隘和虚伪更令诗人感到不屑与之为伍。1939年6月,茨维塔耶娃携带儿子返回苏联。可是,等待着茨维塔耶娃的厄运是她始料不及的。同年8月,先期回国的女儿阿利娅被捕,随即被流放;10月,丈夫艾伏隆被控从事反苏活动而逮捕,后被枪决。这段时期,由于丧失了发表自己作品的可能,她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到了诗歌翻译中。茨维塔耶娃的翻译十分严谨,她的翻译原则就是,一定要使笔下的文学作品获得它的文学性,否则,宁可不拿去发表。显然,她要以这样态度来换取口粮实在是勉为其难的事情。因此,她不得不经常兼做一些粗活,如帮厨、打扫卫生等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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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传中,茨维塔耶娃陈述道:“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在诀别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逢时;都是在分离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融时;都是偏爱死,而不是生”。她的一行诗句可以作为这段话的注解:“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命运似乎也在为她的信念推波助澜。1941年8月,由于德国纳粹的铁蹄迫近莫斯科,茨维塔耶娃和唯一的亲人——儿子莫尔移居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小城叶拉堡市。正是在这座小城,诗人经历了一生最不堪承受的精神和物质双重的危机。诗人茨维塔耶娃期望在即将开设的作协食堂谋求一份洗碗工的工作。但是,这一申请遭到了作协领导的拒绝。8月31日,绝望中的她自缢身亡。她给儿子留下的遗言是:“小莫尔,请原谅我,但往后会更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了绝境。”

茨维塔耶娃的诗以生命和死亡、爱情和艺术、时代和祖国等大事为主题,被誉为不朽的、纪念碑式的诗篇。勇敢、豪爽、自信、酷爱艺术,是诗人一生的精神支柱,使她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生活困难和没有保护、没有同情的孤独,紧张地进行创作,“在不该笑的时候”发出爽朗的笑声。1941年8月31日,在孤立的,极端痛苦中,诗人自缢身死,结束了一场永远令人感伤的悲剧。

与诺贝尔奖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曾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宣称:“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吗?”他答道:“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有人又问道:“那么,里尔克呢?”布罗茨基便有些气恼地说:“在我们这个世纪,再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而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也认为,茨维塔耶娃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她的遗憾,更是评奖委员会的遗憾。茨维塔耶娃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与她同时代的诗人爱伦堡曾经这样评价她:“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人而死”。她以爱情为主旋律,对生命和死亡的深刻书写,表现出俄罗斯传统女性特有的诗意和柔情。她本身就是一部绝妙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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