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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官路》内容简介: 《官路》,讲述中国官场鲜为人知的窘困和生存智慧! 都说做官很得意,谁为官也有太多不容易——一年工资两万多,副市长竟连自己都养不活;走路都得小碎步,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日在官 ...《官路》内容简介: 《官路》,讲述中国官场鲜为人知的窘困和生存智慧! 都说做官很得意,谁为官也有太多不容易——一年工资两万多,副市长竟连自己都养不活;走路都得小碎步,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日在官场,时时受煎熬……宁致远,一介书生,却忧心天下。机缘巧合,因变革思路受市委书记赏识,他埋头扎进官场。 挂职江南,分管教育,大案频发,他坐到了火药桶上。主管旅游,八万人大混乱,他的官位在颤抖。 换届、陪选、上访、美色……考验迎面扑来,挑衅他的政治智慧。 网上实名炮轰张艺谋和高房价,他的目究竟是什么? 闪电离任,是他厌倦了官场,还是官场抛弃了他? 关于中国真正的官场,还有你更多的不知道,不容易,不可思议!《官路》评论:近日,姜宗福与李承鹏的骂战成为了网上的热点,《扬子晚报》、《华商报》、《京华时报》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这次争论的焦点,就是李承鹏的新书《抗拆》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原生态。对此,曾经做过湖南临湘市副市长的姜宗福提出了自己的“委屈”。姜宗福说,自己的小说原名叫《我的官样年华》,真实地写了自己在湖南临湘挂职五年的经历,没错,书中是曝了很多官场潜规则,?那是真实的,真实的官场就这样嘛,有官场的地方就有争斗,就有权谋,却不能正常出版,被迫改名为《官路》,经受了太多的波折,而李承鹏的新书有很多失真的地方,却这么顺利地出版了,他感到委屈。 其实,这两种书没有可比性,完全是两个类别,是有很大不同的,《官路》是典型的官场小说,或者说是官场纪实,反映了区域化官场原生态,而《抗拆》是一本荒诞派的社会小说。两本书都各有自己的优点。姜宗福批判李承鹏书中的一些问题,如“本次扫黄打非对于酒店ML,只要没结婚证,轻者抓走去修高速,重者当街游行见报,然后再去修高速……至2009年9月25日,中国高速运营公里里程位居世界第二,收费额度位居世界第一……”、“李可乐们因为对抗拆迁被‘城管’强制性地关进了精神病院”、“请消防战士来灭火,消防战士收了600元灭火费”等是在现实生活中,感觉不可思议,甚至不合常理。 同样,姜宗福的官路中也有很多让读者感到惊奇的地方,如“许多时候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背后议论某某领导,挖苦他怎么怎么无能,批的字解决不了问题拿不到钱。其实他们有所不知,该领导签字是有玄机的。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点的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拿领导的话说是‘签了字也是空的。’这就是讲究:字怎么签?如何签?怎样签才有效?是早有约定的。” 又如“领导打牌也很有讲究。岳阳有一位局长到汨罗八景洞去视察,当地乡镇领导做客气的搞,凡来贵重客人必邀其参观著名作家韩少功的乡村别墅。参观完毕,局长一行回镇里打麻将。韩作家一想此局长是宣传部门出来的,肚子里有些墨水,赶紧在家里拿了几本《山南水北》气喘呼呼地送到乡政府。局长客客气气地接过书,待少功刚一离去,提?书撕得粉碎,边撕边骂:‘妈妈的屄,怕是读书读迂了,打牌的时候送么子输唦?’也怪不得,那天下午,他一个人输了好几千。” 又如:“县长或县委书记调离,该向纪委交多少‘红包礼金’更是大有讲究。某县的县委书记升职调离,调离前夕仔细一回忆,任职期间最多的一笔收了九万。第二天他主动向县纪委上交了当书记几年来‘无法拒绝’的红包礼金十万元。后来某局长东窗事发,交代曾给书记行贿八万元,上级纪委找书记核实,书记很坦然:‘是啊,我交给县纪委了,这不,收据还在这里呢!’假如下次还有局长点水,他还是可以用这张十万?收据来搪塞……” 又又如:“一个人要想平步青云最好不要去海南三亚参观天涯海角。到了天涯海角意味着到了天的尽头,想爬也爬不上去了。难怪有一次我邀一位官场中的朋友去三亚度假,他死人发火都不肯去,原来是有讲究的。同时,一个人当官要想爬得快,有两个地方不能不去,一个是韶山,一个是延安。” 总体来说,两本书各有千秋,姜宗福的《官路》更写实一些,在反映现实上更有力度,同时,正如新民周刊的评语:姜宗福,扒了官场的裤子!

1上江市市委书记余启值,在双规期间意外脱逃。这是旧闻了,不过《首长秘书》一书作者于卓,还是把这件事搁心上了,独自来到上江市找下一部官场小说的素材。于卓不是两眼一抹黑闯来的,为他此行搭桥牵线的人是现任上江市的一个副市长。昔日正是这个副市长,把深陷职务犯罪的余启值,以及大型国企能源局落马官员徐正等人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搁到了于卓心上。于卓结识副市长,没什么夸张过程,纯属偶然。一次在北京,于卓签售新作《首长秘书》,副市长当时就一读者身份,一路排到签字台前,不仅让于卓签了新作,还拿出了《挂职干部》和《红色关系》两本书让于卓签。这两本书也是于卓写的。于卓今天这是头一次签自己的三本书,此前给一个读者多签了一本《挂职干部》,于是于卓就本能地多看了副市长一眼。副市长笑笑,说了声谢谢于作家,就转身给他后面的人腾出了签字的地儿。按说这个签三本书的小插曲,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谁知签售活动结束后,副市长不知又打哪儿冒了出来,把一张名片递到于卓手上,于卓看过名片就跟副市长握手寒暄,副市长说自己爱看小说,特别喜欢于作家的作品,平时不光是买于作家的书,于作家发在杂志上的中短篇小说他也买来看。于卓心里挺痛快,嘴上却说不好意思,以后再出书就送副市长。已是午饭时间了,策划《首长秘书》这本书的知书堂策划公司老总刘文山先生,这时脸色看上去有些着急,今天午饭他做东请客。副市长不白给,人家眼里装事,刘总脸上的饭局,他目光一抹,就解读出来了,不等刘总开口,一侧身问于作家方便不方便,方便的话,中午他想请于作家和朋友们找个地方随便坐坐,聊聊。于卓觉得这个副市长不像是在玩官场客套。再者说了,此前这个副市长与自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人家跟你于卓客套得着吗?副市长要摆饭局,兴许就是想满足一下自己的意外心情。不过于卓觉得,这就跟着副市长的心情去吃吃喝喝,终归还是别扭,毕竟陌生,显得唐突。于卓左右为难,只好求救似的看了刘总一眼。刘总没收到副市长的名片,不知道副市长是谁,只当是一般粉丝了。刘总冲于卓说,咱们抓紧时间,下午你还要接受媒体采访。按说刘总这话一出来,副市长就该知轻知重,礼节一下后去忙自己的事,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来北京,心思哪能用在这方面?副市长眼见要泡汤,就看了一眼身份不明的刘文山,然后谨慎地问于卓,这位先生是……于卓一看这情形,意识到眼下再想抽身,也不好咔嚓收场,眼前这个场面毕竟是个情义罩着的热乎场面,生硬撕扯散了不合适。如此一来,于卓只得硬着头皮给他二人做介绍。彼此姓名职务一报出,刘总与副市长握手,交换名片,一个说幸会,一个讲缘分,之后嘴上脸上,就都有些尴尬了,弄得于卓也是一脸的不自在。副市长到这时还是不情愿弃场,副市长对于卓说,他请大家吃个饭,没别的意思,完全是因为于作家擅长写官场小说,待会儿他想在饭桌上,跟于作家聊聊他们上江官场,上江地方政府与中直单位官员,尤其是落马的市委书记余启值与大型国企能源局的头头徐正,这两个厅局级腐败官员,于作家随便一写,一本书就能出来,到时就像我手里这几本书一样有读者市场。显然,此时于卓和刘总,已经对副市长的这番话感兴趣了,不然他俩就不会在这个时候交换那样一种眼神。副市长察言观色,许是从于卓和刘总脸上看出来,自己打算请客这点事,八成不会扑空,就笑道,不怕于作家和刘总笑话,我要是有能力写,我就去写了,书名我都起好了,叫个《双规咒语》。刘文山眼睛里一亮。还有啥好客气的,下一本书这不是有着落了吗?这时于卓内心窃喜,都有请副市长吃饭的感觉了!2那天在饭桌上,副市长先拿双规咒语里的噱头,预热了一下于卓和刘文山等人的耳朵。副市长说市委书记余启值在上江呼风唤雨的日子里,好拿双规这两个官员们胆不敢碰脑不敢想的字打哈哈,玩心情,找乐子,而且有时候不分场合地点,甚至轻重的火候他也不拿捏。有一次余启值应酬一场宴请外市领导的晚宴。当时副市长也在场,只是那时的副市长还不是副市长,而是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当上副市长是余启值下台以后的事了。开席前,余启值像模像样地宣布,今晚自己烟酒不动,被宴请的外市领导不知内情,就问他不动的理由,他便一脸真事地告诉人家,双规!几位外市领导,尽管听出这是一句题外话,可还是都纳不过闷来,这时市委办公室主任站出来解释,告诉外市领导,余书记明天体检,今晚确实不能动烟动酒,这是医院方面,还有嫂子再而三叮嘱的,还请几位领导包涵。听到这里,外市领导有大笑的,有指点余启值的,其中一个矮胖子说,老余你可真有两下子啊,像你这种烟酒不动的“双规”,我们市领导班子成员,愿意天天被“双规”十次八次。余启值笑笑说,你们千万可别弄假成真,我说高书记,真双规可不是吃窝头咸菜那点儿事。这时秃顶的那个外市领导开了口,噢,我想起来了余书记,你老人家是从纪委口干上来的,过去你没少双规人吧?余启值感叹道,双规工作,为党尽职,招恨挨骂,无悔无怨。秃顶咧咧嘴道,余书记,我曾听说,你手下一个县长,贪功喜誉,虚报招商引资成果,你就在现场办公时,指着县长的鼻子说:一天不双规你问题多,两天不双规你走下坡,三天不双规你没法活!吓得县长两条腿都软了,去解手时脚下一乱步,就走进了女卫生间,把一个刚处理完内急的女士吓得大喊大叫,仓皇出逃,结果县长回来后,在五迷三道中又是被你一顿臭数落,害得县长大人失魂落魄,当晚就发高烧说胡话,硬说你余书记是他干爸爸!余书记你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余启值眨眨眼,耸耸肩头,摊开双手,几分游戏的口吻道,友市厉害,最新盗版,以假乱真,扰乱我们上江市场。饭桌上的人,随之哈哈大笑。后遗症!被余启值称之高书记的那个矮胖子笑过后,点着一根烟,打量着余启值说,老余这是落下了严重的双规后遗症。我说在座的上江领导们,跟余书记干,你们可得多加小心,他可是个双规老手。余启值欠欠身子,一脸感触至深地说,双规挂嘴角,警钟响耳边,常说常鸣常自律嘛……在上江找素材找感觉的日子里,副市长还单独给于卓讲了一件余启值涉嫌双规咒语的事。一次在市委市政府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余启值谈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举了几个反面例子,其中就提到了原上江市开发区管委会胡主任。胡主任是公认的中年帅男,风流成性,色胆包天,外面花哨不说,窝边草也吃,管委会里的两个美少妇,胡主任只取不舍,一手一个,强行按住,长期占有。初时,两个美少妇胡主任轮流玩,后来玩着玩着,就玩花哨了,三人共床双飞,直到东窗事发……那天会后,两院机关里有人认为余书记在会上说的一些话不大得体,双规两字这么严肃,这么政治,他怎么能随便往胡的烂事上套用呢?副市长说,那天余启值的几句过头话是这么说的,双规二妇,共床寻欢,糜烂至深,有这么干的吗?副市长始终认为,余启值对双规两字戏耍,调侃,大不敬,双规两字早晚成他身上厄运咒语,必遭报应。副市长说他这么讲,倒不是迷信,实在是因为余启值拿双规太不当回事了,有时从他嘴里吐出来的双规二字,都有一股子血腥味。于卓觉得副市长有些言过其实,尽管嘴上没说什么,但脸上却是挂上了疑问。副市长看出了于卓的心理活动,于是就告诉于卓,那次会后不多长时间,被胡长期霸占的二妇中的一个服安眠药自杀了,没有遗书遗言留世。事后,有关死者的自杀动机,说法尽管多种多样,但死者的丈夫坚持认为,余启值在那样一种会议上翻老账,还乱用双规,老婆就是给余启值没谱的话害死的,她一个女人抗不住社会舆论压力,还有亲朋好友的白眼。副市长说于作家你别不相信,双规——咒语,就是咒语,不然那会儿余启值被双规后,他住的那个招待所,怎么就莫名其妙地着了火呢?还有借大火成功出逃后,他余启值本可以不那样打发自己,但他偏偏就那样把自己所剩的生命残忍地打发了,你说这不是咒语效应是什么于作家?回头你好好写写吧于作家,书名就叫《双规咒语》,我觉得双规咒语这几个字里的内涵,还是很耐人寻味的。在接下来的走访日子里,于卓了解到,当初余启值应该被收进省城的小红楼双规。小红楼是一座宾馆,因为楼体是红色,久而久之大家就叫它小红楼了。小红楼是省里双规领导干部的专用场所,这个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双规余启值的时候,小红楼爆满,一个重大复杂的经济案件,使得六七个疑犯被双规在这里,余启值只能去另一个双规地,那里的条件和安保措施,要比小红楼这边差一些,房子老旧不说,环境也较偏僻,通常情况下,那里只用来双规低级别涉嫌犯罪的领导干部。再说那场大火,应该是在后半夜燃起来的,火从楼里往外烧,余启值趁混乱脱身,去向不明。事后查明,大火是因为电线老化引发的,并不像社会上传说的那样,大火是余启值的死党找黑社会的人伺机潜入招待所放的,然后趁乱把余启值救出来。然而余启值当时究竟是怎么浑水摸鱼的?逃出后又为什么在省城秘宅梨花苑里,以那样一种自残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这个怕是永远都不会有水落石出的答案了。岁月无情,人心难测,事到如今,在余启值双规期间出逃自残这个事上,就连起初容人猜想的一些疑点问题,现在也一一释尽悬念的诱惑。比如说他出逃后没有秘宅钥匙,他是怎么进的秘宅?两层门锁当时都好好的。这个问题,后来办案人员现场勘察后尽管给出了答案——专业开锁人开的锁,但余启值是怎么找来的开锁人?找来后他又是怎样说服人家给他开的锁?逃出双规门的余启值,身上不仅没有钥匙,也应该没有手机、钱包之类的东西,可以说是囊中羞涩。时至今日,要说那个秘宅梨花苑里还有什么尘封的谜团,那么这个开锁细节,似乎还能算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再说那瓶散魂粉,倒是没什么好异议的,那东西一直就在梨花苑秘宅里。至于说秘宅里为什么会存放这种毁人的东西,一开始社会上闲言碎语不少,有说老谋深算的余启值,曾经想到了自己会有这么一天,所以提早在自己的秘宅内留了这个自残的后手,也有说余启值心狠手毒,昔日这家伙肯定在秘宅里动过害谁的邪念……在上江的日子里,于卓的心思也没少往能源局那个地方动,那是个资产家底超百亿的大户,那里的风风雨雨,那里的明争暗斗,那里的鱼死网破,想来也不是三两部长篇小说就能容得下的。一天,由副市长穿针引线,于卓结识了大型国企能源局局长赵源。干啥吆喝啥,于卓给赵源带去一本签了名的《挂职干部》。那天当于卓把书递到赵源手里的时候,赵源脸色很喜兴,掂着书说,于作家,你的《挂职干部》我看过,你对官场上的事太熟悉了,一些人物让你刻画得活灵活现,很到位呀。那时从文笔和叙事能力上看,我还以为作者少说也有六十来岁呢,没想到于作家这么年轻。于卓道,赵局长过奖。我这也是奔五十去的人了,找不到年轻的感觉了,不像你赵局长,年轻有为,这就掌管了一二十万人吃喝拉撒睡的大摊子。副市长接话说,现在赵局长是能源系统最年轻的正局级领导。早在徐正和余启值还没有出事的时候,赵源的形象在能源局并没有立稳,能源局里大事上还留不下他多少指纹,之后虽说与徐正搭班子干了一阵,但也没干出多大名堂来,那时的赵源与徐正,充其量都是在副局级的位置上,代理能源局局长和党委书记的工作。能源局官场上的戏,确实不比上江市官场上的戏少。只是赵源嘴紧,不愿多提及徐正那一批人,以及那一个时期里的事,等到被于卓拿双规之类的敏感话绕得无奈时,就找哈哈打,什么家丑不可外扬,能源局长的旧账本,装订质量差,不过关,一翻就哗啦啦散架。唉,一切都过去了,大家都脱胎换骨了。再说今天于作家在这里,我赵源就更不敢多嘴多舌了,一不留神让于作家写进书里,清官还好,贪官可就要遗臭万年了,白纸黑字上的东西还能洗掉?不打哈哈的时候,赵源就拿含糊的话来搪塞于卓或是副市长关心的问题,说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或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之类的空泛感叹,真假难辨有苦难言的情绪,说流露出来就流露出来。于卓渐渐感觉到,这个昔日的赵副书记,昔日里在能源局尽管是个配角,但也跑不了是个出彩的官场人物!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中部某农业县挂职两年,写出25万字的博士论文,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冯军旗没有反驳,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这名挂职县长助理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已经先后访谈了这个农业县里160个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则是他的第161个访谈对象,也是最后一个。

这场谈话结束后不久,冯军旗便离开了这个县城。2010年6月,他的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参与答辩的“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冯军旗的导师、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认为论文“调查详尽而扎实”。

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编者注:依据这篇论文,本报道中所涉及的市、县、乡镇名及当地人名均为化名)

事实上,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冯军旗在25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他披露中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他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

“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有评论称:郡县治,天下安,这份以1978年为起点的基层政治研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

1976年,冯军旗出生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里。在他的记忆里,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红白喜事,任村支书的父亲都是村民们的“主心骨”。很小的时候,他便常常跟着父亲看《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在一次作文考试里,三年级的冯军旗还因为使用了“蒸蒸日上”这样的词,获得了语文老师的表扬。

从那时开始,冯军旗便渐渐产生了对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书店阅读领袖人物传记,一本518页厚的《江泽民传》,“两个下午就能读完”。读研究生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硕士论文选题是“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家仆世界”。

走进中县,缘于2007年年初他和硕士导师刘新成的一次叙旧闲聊。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刘新成无意中提及,自己有个朋友是中部某省一个县的县委书记。

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冯军旗当即觉得,“如果能深入基层中国的政治群体,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田野调查经历”。

半年后,在刘新成和北京大学组织部的牵线下,冯军旗顺利地获得了一个赴该省北山市的中县挂职两年的机会。按照规划,第一年他将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第二年在县政府挂职县长助理。

后来他听说,中县愿意接纳他的原因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学研究功底,帮县里“搞个关于信访问题的调研,并给一些对策”。

导师郑也夫也给了学生最大的支持。在2007年年底进行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他对几位评审老师说:“对不起各位,现在还不能确定冯同学要写什么。”

2008年3月7日,冯军旗带着满满一箱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材料,登上了开往中县的列车。

“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睁大眼睛多观察,在实践中发现事实,发现论文主题。”临行前,郑也夫再三交代。

车到站时,外面正下着大雨。迎接冯军旗的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春雨贵如油,这是为了迎接贵人啊!”副部长快步接过冯军旗手中的行李,并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的酒席之上。

次日下到西城乡,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

初到这个道路两旁种满高大杨树的县城时,一个月只有1000元补贴的冯军旗衣着朴素,总穿着从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买来的便宜货。

一天,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点。”

冯军旗为此特意去县城买了两件“七匹狼”的T恤,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

“我就是在尴尬中一点点融入官场的。”冯军旗自嘲道。

进入圈子后,乡里的领导干部们倒是大多乐于陪这位“从北京来的博士”聊天。

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一个下属告诉冯军旗。

在挂职的两年时间里,冯军旗借“职务之便”,先后在县乡探访了161个干部,其中还包括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工作的26个老干部。

最早吸引冯军旗的,是大水乡党委副书记李书平与竞争对手冯南疆竞选乡长失败的故事。根据李书平的讲述,她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鹤仙市政协主席那里。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直肠子的李书平向冯军旗抱怨道。

也正是从那时起,冯军旗猛然意识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级及以上”的中县,正是这1013名干部组成了这里的官场——他们本身就是论文最佳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

“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冯军旗面前,是一幅横跨30年的官场生态图。

在中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一万余名,金字塔的顶端是孤零零的30多个副处级岗位和4个正处级岗位。

一个老干部对冯军旗讲:“这官场就像是一个苹果,但一次只让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苹果的人并不多。

在中县,提拔到副科级,意味着干部档案会从人事局移到组织部,“算是大小当上了官”。

正科级则是很多干部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其在县里的难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级、省里的厅级和市里的处级”。

“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据冯军旗统计,一万余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终升到正科级。

有一次,他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年龄往往和岗位挂钩,“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不在领导岗位呢,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

事实上,中央曾明确规定:“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并与担任同级职务的党内干部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中县的官场中,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县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冯军旗抱怨:“你看我发表文章都自己出钱,没有课题经费,电话费不报销,也没有专车,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有活动开会就派车来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

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

在整个金字塔结构中,一旦被提拔为副处级甚至处级干部,便意味着跨入了县领导的序列,“是中县政治里精英中的精英”。

根据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县乡的某种政治变迁趋势。”冯军旗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和资源还集中在县直机关,比如商业局的财政就占县财政的一半以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

在中县,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

冯军旗担任县长助理时,协助分管的部门是科技局和信息中心。司机常提醒他:“冯县长,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实权的部门!”

有些干部认为,有权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县,财政局是公认的“富衙门”,干部们普遍不愿意外调去“追求进步”,一些人宁愿做股长,也不愿意去别的局做副局长。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

在论文中,冯军旗根据县领导们的简历归纳出了一套“政-党螺旋晋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径是“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长-县委书记”。

“简单说,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周而复始,最终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冯军旗总结道,“打个比方,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在中县,管这叫做“没干成”。

而在受访的一些干部看来,只有能干到县委书记,“那才算真干成”。

“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冯军旗曾遇到过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

后来,张南国到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询问为什么免其职务。卫生局长痛斥道:“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是什么决定了干部的晋升?这是冯军旗最常抛出的问题。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为才有位。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一种全新的政绩型干部任免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标准的晋升机制。中县也随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分解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召开表彰大会。

“从省到市再到县,政绩考核目标层层承包。”冯军旗在论文中这样分析,“这固然是30年来地方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引发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

在论文的一章中,冯军旗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假政绩与政绩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的事迹最为典型。

当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领导,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企业,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各个乡镇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称之为工业小区、工贸小区。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观摩的厂区有设备外,其他都是空场空院。一位老干部总结道:“远看雾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

经过那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一位政法委的领导有一年曾做过统计,上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

陈道白在任期间,一位叫刘石田的镇党委书记曾公开表达不满:“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接下来,刘石田的华生镇成为当年的落后乡镇,他本人也辞职,回到县城做了教委主任。

“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一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我当过农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冯军旗面前,刘石田甚至几度哽咽。

冯军旗了解到,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的继任者李朝中在接受冯军旗的访谈时称:“如果我再继续折腾,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养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后来转任北山市发改委主任,等于平调。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官员的政绩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冯军旗一字一顿强调道,“但我只观察假的,至于好的,宣传部门已经说得够多了。”

在调研期间,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学者:假政绩层出不穷,地方经济怎么发展?

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大环境稳定,经济自己就会发展起来,官员们折腾一下当然没太大关系了。”

“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

到了县政府后,冯军旗询问一位同事什么时间做采访最合适。对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为大部分领导从中午11点多就开始联系喝酒的地方,喝过酒后回家睡觉或打麻将,到了晚上继续喝。

“冯博士,中县的官场很复杂,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比冯军旗年长几岁的这个干部提醒他。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

“你怎么搞这么多这个?”他纳闷地问。

这位新官微微一笑,“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

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

在冯军旗看来,酒与礼都只是“常规动作”,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冯博士,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一位干部直言不讳。

在中县,民主推荐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

这种方式被冯军旗视为简单化的“放任式民主”,“明规则禁止拉票,潜规则却默许拉票,拉票甚至被视为追求进步的信号,如果干部不拉票,反而会被认为没有想法”。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除了一些关系铁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费用往往出自公款。冯军旗听说,曾有一个富裕的乡镇在连续3年出了处级干部后,“留下了几百万的财政窟窿”。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连拉了3年票的乡镇党委书记,除了金钱的消耗,疲于应酬也让他恐惧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然而,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一个叫张泰康的人。冯军旗听说,这位曾经的中县县委副书记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关关长、北山市旅游局局长、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武陵区副区长、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

在深入调研后,一个被冯军旗称为“政治家族”的谱系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比如,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比如,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

比如,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县医院曾是中县最好的单位,被称为标准的“窝子兵”。有一次医院里的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这场“单挑”最终变成了“百人大战”。

“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按照最初的设想,关于中县干部的研究本可以截止在“关系”这一章,但在县政府早餐会上经历的一幕让冯军旗改变了主意。

“大家整天都坐在火山口上,辞职算了。”早餐桌旁的县长抱怨着,把头转向常务副县长,“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一旁的冯军旗不动声色,但已决定继续研究中县官场上的“摘帽”之道。

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

冯军旗在论文中分析道:“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

规避之处不止于此。冯军旗曾经搞到一份2005年县计生委主任贾本声的受贿案交待书,贾在其中披露了一条自县计生委至省计生委的“上贡”通道。然而在中县纪委的最终落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利益输送不认定。

“一边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边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冯军旗坦言,“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处于‘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门技术。”

他很清楚,“纪检监察领域太复杂,我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冯军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关部门能接纳他到市或者县一级的纪委挂职,进行反腐败研究。

永利电玩城 ,据他的观察,自1978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作为治官之吏,对干部仕途的影响变得愈发举足轻重。

冯军旗记得,一次聚会上,计生办主任端起酒杯专门敬坐在对面的纪委干部,“计生工作要搞好,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是必修课。”

另一次,省纪委一个普通的处长来视察,县委书记亲自率人接待。“换了其他部门,就算是个副厅长,县委书记也不一定见。”毕竟,所有官员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

有人曾戏称,这是“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一位纪委领导告诉冯军旗,查处目标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

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

在经济问题之外,日益被人们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却成了纪委的冷门项目。

事实上,在中县1950~1978年查处干部的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在调研中,有一件关于作风问题的糊涂案,让冯军旗印象深刻。

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案的一位证人对冯军旗抱怨道:“镇长竟然敢强奸人大主任,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

这让冯军旗想起已经退休的老父亲。年少时,做村支书的父亲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常事,有时为了帮村民挑粪要走上十几里路。

而在如今的中县,一到晚上,村干部会回镇上的家,乡镇干部会回县城的家,而县领导则回北山市的家,“中县成了空城”。

中县曾出过一任“官声不好”的县委书记。他离任后不久,民间便盛传其已去世。后来这位前书记特意回了中县一趟,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2009年春节前夕,冯军旗在县政府值班,连续4天县政府大门都被上访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官民之间的距离的确在变远,这和唯上不唯下的官员任免机制不无关系。”当地一位干部告诉他。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会影响这个县高歌猛进的发展。去年,一家五星级酒店刚刚完成盛大的奠基仪式。不远处的一座电影城也已经开张营业,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奥斯卡。

冯军旗错过了这些盛况。2010年5月,由于导师临时组织同门论文交流研讨,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县的干部们辞行,便匆匆赶回北大。而按照这里的传统,送别挂职官员时,干部们通常要分列两排,让挂职者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

回京后,冯军旗带着在中县完成的博士论文参加了毕业答辩。

“作为中县干部曾经的一员,我确实应该唱一曲中县的赞歌,但歌功颂德不是学术研究,于现实无补,于改革无益。希望中县的干部们能理解我的研究。”冯军旗这样表示。

在打印版的论文扉页上,只写着一句话:“献给中县干部。”

此时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印着烫金大字的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实际上,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进入某省文化厅的机会,“如果是组织部,也许我就去了。”

如今,冯军旗在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做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骑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每当有黑色桑塔纳3000轿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时,他就会想起在中县的那些日子。(林衍)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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